在韩国，拉面的历史始于1963年。泡面文化指南书《孤独的泡面》谈到，三养是韩国第一个推出速食面的品牌。朝鲜战争后，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，曾在日本吃过速食面的三养创始人全中尹认为，速食面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，推出了第一款速食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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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便在当时财政赤字以及公司管理层反对的情况下，全中尹依旧将拉面的市场价格订为10韩币，成为当时市民可以用于果腹的低价食品。就这样，三养将拉面作为第二主食，建立起了新的饮食文化。
林春爱是韩国田径选手。在1986年首尔亚运会中长跑项目中连获三金，引发全韩轰动。赛后采访让人们了解到，林春爱家里一贫如洗，日常靠拉面充饥。
在《韩国时报》刊发的《拉面和两个女儿》一文中，林春爱说：“我吃了很多拉面，很羡慕能喝牛奶的朋友……母亲在一家餐馆辛勤工作来养活我们。已故的父亲说过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富有，但请不要欠别人的，要努力用你自己的脚站起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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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拉面女孩”的励志故事中，拉面蕴藏着韩国人上世纪80年代的艰苦奋斗精神，也激发出了人们强烈的民族情感。
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，顿顿吃得上大米一度是特权象征，如今韩国中产阶级已日益壮大，拉面也逐渐拥有了不同的含义，从贫穷的象征转变为韩国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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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Ppalli ppalli”文化中的效率
快节奏生活和对辛辣渴望
“Ppalli”的意思是“快”或“快点”，“ppalli ppalli”指的是一种崇尚快节奏生活方式的文化——为了取得最大的成功，人们渴望快速有效地做每一件事。
人类学家金忠顺在《回到韩国》（Way Back into Korea）一书中写道，“Ppalli ppalli”的习惯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对速度的重视成为一种基本价值观，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脑海中。这种文化使得韩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巨大的经济进步，实现工业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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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Ppalli ppalli”文化也存在于吃饭这种日常行为中。我们经常看到，超市收银台前突然排起长队时，韩国人会当场吃起糕点、面包、果汁，结账时拿着包装纸付费。买了拉面也会马上煮，所以韩国商店里总有开水和微波炉。韩国人煮拉面时常使用一种被称为“yangeun nembi”的铝锅，呈淡金色，特性是加热极快。
吃过韩国拉面的人或许也会被其辣味吸引。《中央日报》有文章认为，每当经济衰退（包括新冠疫情）导致生活变得艰难，韩国人对辛辣食物的渴望就会急剧上升。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，韩国代表性的辣味拉面农心辛拉面销量同比增长了20%。在欧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12年，比辛拉面还要辣许多的火鸡面推出了。“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社会，大部分压力越大的人就越想吃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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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物的消费会产生社会阶层的差异
国民美食中的阶级区隔
虽然韩国孩子从幼年开始就有机会接触拉面，在上学、补习班和服兵役时也会吃大量拉面，工作之后吃拉面的场景也很多。所以，来自不同背景的韩国人都吃过拉面，拉面已经成为一种国民食物。
在上班族那里，拉面被用来治疗宿醉。酒精是韩国社会和文化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下班后喝酒聚餐的文化被称为“hoesik”。在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吃拉面，被认为能够克服或减少宿醉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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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韩国，拉面甚至可被用于两性关系中的性暗示。“你想到我家吃拉面吗？” 或“你想在走之前吃拉面吗”的用法可追溯至2001年李英爱出演的电影《春逝》，之后也出现在许多韩剧中。
食用拉面可以混淆阶级区隔吗？在电影《寄生虫》里，有一种拉面叫做炸酱乌冬面（jjapaguri），就是把两种不同类型的廉价拉面——jjapagetti和neogurri——放在同一个锅里煮，是穷人的食物。虽然《寄生虫》里的富豪朴氏夫妇也允许小儿子吃拉面，但他们吃的是加入西冷牛排的、更高阶层的拉面。
可能吃的是同一种拉面，但不同阶级选择的不同配菜或者是浇头，正是与细微之处验证了：阶级分层在社会中各种领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，阶级符号体现社会生活的中的方方面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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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在最后
“如果我有这些钱的话，我也会很善良，超级善良”这是电影《寄生虫》中金妈妈说的一句话。金家吃的是速食面包，即使全家出门庆祝，也只是去简陋无比的小店。朴家连吃拉面都要做得复杂，还要配上高级韩牛。即使是朴家的狗，吃的也是不同的狗粮。真正的“人不如狗”系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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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烹饪、菜肴与阶级》一书提到：人们研究出复杂的菜肴，是要拉开阶级差距，彰显地位的差异。
富人不用从事什么体力劳动，就有闲情逸致去研究怎么吃。他们会想办法把烹饪弄得复杂：一道菜需要经过好几轮操作，又是烧烤，又是水煮，又是油炸，只为迎合自己的心理满足感。饮食的背后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差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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