遗憾的是从汉代至本世纪初，关于尉缭其人与《尉缭子》其书，各种文献中记载歧异，学者们的看法分歧之大，在先秦诸子之中无有过之者。首先，关于尉缭是什么时候的人，是战国中期的，还是战国末期的？是哪一国人，以及是一个人，还是两个人？是否如有的学者所说为司马错？或宋钘？或尹文、或尹文弟子？他的生平大体怎样？这些都有种种说法。其次，关于其书，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，今存《尉缭子》究竟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所说兵书？还是杂家之书？还是“合编本”？如是两部，为一个人所著？还是分别为两个人所著？对其人最突出的怀疑说法，是本无其人；对其书最突出的怀疑说法，是后人拟作的伪书。
二、尉缭即顿缭
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初年墓中出土了《尉缭子》的残简六篇，“伪书说”销声匿迹了，被一些人疑为虚无的尉缭其人也复活了。只是关于作者生活年代及生平方面仍不清楚，关于其人、其书看法上的不少分歧还在。
然而当我们对有关材料进行认真研究，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彻底的清理比较，将从古代到近代并不矛盾的诸多说法联系起来作整体分析，就会发现：尉缭这个人是六国之末一位有思想、有政治远见的杰出人物，他本名顿缭，为西周时封国顿国旧贵族之后，顿国于春秋末年（周敬王十四年，公元前496年）为楚所灭，除王族被迫南迁外，其他同姓旁族成为魏人，以“顿”为氏。顿缭生活于魏昭王、安釐王、景湣王（即秦王政前期）时代。其晚年入秦以后秦始皇任命他为国尉，后人遂称之为“尉缭”，《尉缭子》一书是尉缭不同时期著作的结集。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秦始皇十年免吕不韦相国之职以后说：大索，逐客。李斯上书说，乃止逐客令。……大梁人尉缭来，说秦王曰：“以秦之强，诸侯譬如郡县之君，臣但恐诸侯合从，翕而出不意，此乃智伯、夫差、湣王之所亡也。愿大王毋爱财物，赂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三十万金，则诸侯可尽。”秦王从其计。见尉缭亢礼，衣服食饮与缭同。缭曰：“秦王之为人，蜂准，长目，挚鸟膺，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我布衣，然见我常身自下我。诚秦王得志于天下，天下皆为虏矣。不可与久游。”乃亡去。秦王觉，固止，以为秦国尉，卒用其计策。而李斯用事。［2］293-294
我以为《尉缭子》一书的作者即此尉缭，战国末年人。
同时，我以为尉缭即《战国策》中说的顿弱。《战国策·秦策四·秦王欲见顿弱》云：秦王欲见顿弱，顿弱曰：“臣之义不参拜，王能使臣无拜，即可矣。不，即不见也。”秦王许之。于是顿子曰：“……”秦王悖然而怒。
顿弱曰：“山东战国有六，威不掩于山东，而掩于母，臣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山东之战国可兼与？”顿子曰：“韩，天下之咽喉；魏，天下之胸腹。王资臣万金而游，听之韩、魏，入其社稷之臣于秦，即韩、魏从。韩、魏从，而天下可图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寡人之国贫，恐不能给也。”顿子曰：“天下未尝无事也，非从即横也。横成，则秦帝；从成，即楚王。秦帝，即以天下恭养；楚王，即王虽万金，弗得私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善。”乃资万金，使东游韩、魏，入其将相。北游于燕、赵，而杀李牧。齐王入朝，四国必从，顿子之说也。［3］54
读之即知两书所记为同一事：第一，《战国策》中所记顿弱要求见秦王时不参拜，秦王许之，正是《秦始皇本纪》中所写秦王“见尉缭亢礼，衣服食饮与缭同”的根源，也因此才有尉缭怕被杀而逃走之事。
第二，两书所载向秦王陈辞，虽详略不同，但可看出其相同点：《秦始皇本纪》言“愿大王毋爱财物”，“赂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三十万金”；《秦策》中言“资臣万金而游，听之韩、魏，入其社稷之臣于秦”。两篇之异只在详略不同，各有侧重而已。
第三，顿弱同尉缭之别，“顿”为姓氏，“尉”为官名。因秦以其为国尉，是顿缭最后之职务，故秦人称之尉缭，汉以后人亦因此而称之“尉缭”，犹卫鞅之称作商鞅（秦封之为商君）。
第四，“缭”字在先秦之时与“弱”音相近，故有的文献中写作“弱”。二字先秦古韵中均属宵部。其声母“缭”在来母，“弱”在日母，来母之字与日母之字通借之例古多有之。如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“柔利国”，一云“留利之国”［4］232；《尚书·盘庚上》“无弱孤有幼”［5］234；《汉石经》“弱”作“流”；《战国策·魏策三》“秦绕舞阳之北”［3］14，汉帛书本“绕”作“缭”。“留”“流”“缭”与“弱”“柔”“绕”通借，说明当时某些方音中“缭”与“弱”同音，则“顿弱”即“顿缭”。
我们弄清楚了尉缭在上古文献中的另一写法，将他见于先秦史料的时间提前，而且对他生平的考察可以有更宽的范围，对他的身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，而且进一步证明：尉缭是战国末年人。其实清代学者沈钦韩在其《汉书疏证》中已言：“顿弱与尉缭乃一人，记异耳。”［6］唯缺乏严密的论证而已。
《尉缭子》第一篇《天官》开头即为梁王问尉缭子，“尉缭子对曰”之语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也明言“大梁人尉缭”，其为魏人无疑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三年：“秋，楚得臣帅师伐陈，遂取焦夷，城顿而还。”［7］402又《春秋》僖公二十五年：“秋，楚人围陈，纳顿子于顿。”［7］429清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引或曰：“顿国本在今县北三十里，顿子迫于陈而奔楚，自顿南徙，故曰南顿。”［7］402顿国之地本在今河南省东北部，当濮阳以北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：“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。”顿丘即顿国所在地。因黄河下游常有水患，城邑多建于山丘，如商丘、帝丘等名皆由此而来。
顿缭之生，上距顿国之亡不足二百年。从家庭传统来说，他具有回顾历史，从政治、军事等方面考虑如何强国的意识与条件，这同其关注政治、研究军事、成就了一部在思想上超越前代的军事著作的经历相符。
战国之时一般游说之士也有出身低微者，但究心于兵法者多为旧贵族出身。因为无论怎样，旧贵族总希望自己的国家长存，祖宗之禋祀不绝，形成了一种传统的观念。《史记》中载：“司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”“商君者，卫之诸庶孽子也。”即其例。
因尉缭之“尉”为秦官名，本名缭，其姓氏被淡忘，故早期文献中有作“缭子”者，又同音误为“料子”。《尸子·广泽》篇说：“墨子贵兼，孔子贵公，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列子贵虚，料子贵别囿。”①宥，宽也，引申为宽泛无别。“别宥”即言要明确地区分辨别事情的各方面，要有正误、善恶、是非及其程度之分。《吕氏春秋·去宥篇》云：“夫人有所宥者，固以昼为昏，以白为黑，以尧为桀。宥之为败亦大矣……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，别宥则能全其天矣。”［8］27此“宥”即指不辨昼夜，颠倒黑白，不分善恶，混淆是非。这是从哲学、逻辑学的角度提出一种政治观念，体现出法治、礼制思想。“料子”即“缭子”，也即尉缭子。梁启超疑料子即尹文或其弟子，顾实以为是宋钘，均非是。杨树达《汉书管窥》引梁玉绳之说：“尉缭子即《尸子》所谓‘料子贵别’者也。”［9］237“贵别”“贵别宥”意思相同，都体现着法家思想，这与尉缭子的思想一致。
由上面的论述已知尉缭为战国末年人。史书中言“六国时人”，实指战国之末，因为至战国中期大小诸侯国尚有十多个，且秦灭六国也用了十个年头，而将最后一国——齐国灭后十五年，秦国也就亡了。故司马迁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即包括秦在内。
笔者考尉缭生于魏襄王十八年（公元前301年）前后，卒于秦王政十三年（公元前234年）以后的数年间，大约就在魏景湣王去世（公元前228年）前后。因为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入秦，得为国尉，此后几年中秦魏间无事，秦王政十二年秦还助魏攻楚。但至秦王政十六年（公元前231年）魏向秦献丽邑，韩向秦献南阳，似尉缭已不能完全保护魏国的利益。不过，此后五年秦亦未攻魏，而至秦王政二十二年（公元前225年）王贲攻大梁，决河水灌大梁城，魏王假出降，魏亡。此时可能尉缭已卒，如未卒，已至76岁上下，也会因故国之亡而亡。
三、尉缭非梁惠王时人
关于学者们都提到的《尉缭子》一书开头“梁惠王问尉缭”一句的问题，全书提到“梁惠王”只此一处。我以为原文本作“梁王”，是后人误加了“惠”字。
首先，古代文献在印刷术发明之前长期传抄，误增“惠”字的可能性很大。《孟子》为儒家重要的经典，人皆熟读之，其第一篇开头即作“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”云云，《尉缭子》开头的行文方式同此完全一样，而且《孟子》中此篇的篇名也叫“梁惠王”，分两卷：“梁惠王上”，“梁惠王下”。人们常读、常说“梁惠王”，无形中抄为“梁惠王”的可能性存在；或者有人以为魏国只有梁惠王亲近文士，文人多向他进言，以为原文缺“惠”字而补上的可能性也有。
其次，《战国策》中只有魏惠王称作“梁王”，也可能是有的学者依《战国策》之例补“惠”字。但他并没有注意到，《史记》中是只有魏安釐王才称“梁王”，其他如魏惠王作“梁惠王”，魏襄王作“梁襄王”，谥号是不省的。《尉缭子》一书之编定应在西汉时，其义例应与《史记》相同，“梁王”是指梁安釐王。这当是有自认为博学者依《战国策》之例而妄加了“惠”字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